比惨的二舅式苦难，不问根由的二舅式善良 | 清醒蹦迪
编者按
我并没有不喜欢“二舅”，我很喜欢“二舅”。除去一些我认为因果关系成疑的上价值台词以外，我完全同意《二舅》是个非常好的故事。但是我仍然失望，我的失望并非针对《二舅》本身，而是针对如今这个仍然只愿为《二舅》式苦难故事感动的公共观念整体水位。
在五六十年前的一两代人，都是不同程度上的“二舅”：遭遇历史，承担命运，接受困苦，挣扎活着。是，很朴素、很动人，跟我们看《活着》的时候非常相似——用《活着》来类比《二舅》不是我说的，是 B 站自己的宣传文案说的，说那是“视频版的《活着》”。
我同意，而这正是我昨天看着满屏为《二舅》感动而感觉非常糟糕的原因——《活着》已经是 29 年前的小说、28 年前的电影了；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社会发育，我们共同感动的故事、有限的能够形成情绪共识的故事，居然还是长得差不多那个样子——那我很难不去问这三十年我们的社会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发育？
用许子东老师的话来讲，《活着》广受欢迎，本质上在于两点：很苦，很善良。
首先说苦。苦是历史记忆，苦是情绪共鸣，苦是二十世纪中国人辨识历史同胞的身份信标。我不知道是不是人都是这样的，但就以我们所熟悉的中文空间的阅读者们来说，无论是在他们读虚构故事还是看时事新闻的时候，“比惨”总是一个免不了的动作。
如果主人公的“惨”不到位，对比读者自己的现实条件不够贴地板，那么这个故事会马上失去讲述的合法性。诸如，“《小丑》有什么好说惨的？他居然有医保？他租的公寓居然这么大？”或者“ P2P 暴雷受害者有什么好同情的？他们还有钱去搞理财，多少人连这钱都没有。”
如今，网上人人喜欢的“治愈”，往往须得是在看着一个实际上比自己惨很多的人的故事时才能成立的。名义上是单纯地赞美努力、汗水、美德；但一旦要求“他必须比我惨”这个前置条件后，动机却顿时可疑了起来。
延伸出来的副产品包括且不止于“你应该感恩你现在所拥有的”——合理化了现状，无论现状是什么；“人家比你惨人家都没意见”——消解了反对与抗争的合法性；以及潜在地，通过比较，加强了对于自己作为社会优越者的确认，可能侥幸，可能窃喜。
再说善良。主人公当然得善良，故事嘛，读者当然只能喜欢好人。但苦难故事里的善良，往往还带有更加具体的限制条件。如果这种善良有一张面孔，它必须是慈眉善目、低眉顺眼；它必须不争、不闹、不掀桌；它必须没有攻击性，逆来顺受；它必须不去找原因，不会探究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苦难的命运，不会问责具体的人与机构、或者更加抽象的社会根源。
姿态上顺从隐忍，情绪上无恨无怨，智性上不问根由——这三点但凡哪一处没有得到满足，主人公的“善良”属性就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证。
如果“二舅”后来追诉问责致他残疾的乡村医生、甚至试图争取理论上的公共赔偿（“赤脚医生”也是在特殊年代由国家意志支持而广泛存在的），他在一些观众眼中是否会显得没有那么“善良”？
如果“二舅”在残疾证迟迟办不下来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他失去很多福利救济），前往乡镇或县城的有关部门上访投诉、一争几年，他对于一些观众来说是否也会失去“善良”的资格？
如果他有对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作归因、找源头，无论准确不准确、公平不公平，但总之在文案上体现了出来，哪怕他的实际作为完全没有任何不同，该勤劳的勤劳、该助人的助人，同样的观众们还会为他送上同等程度的感动吗？
你我都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要比他实际做了什么更能决定他在互联网上到底是被爱还是被恨。
受苦的就受着好了，可以努力，可以辛劳，但如果人家没给，请不要主动去争什么要什么；承受苦难很可怜，大家可以很怜悯，但请不要怨恨、愤怒、归因、问责，最好不要去想，想了也千万不要说出来，更不要去做什么。《活着》是如此，《二舅》更是如此。
但这里的区别是：《活着》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这三十年经济腾飞、物质繁荣，理论上社会的发育应该是会伴随着经济与物质的富足而成长的，应该是公民问责更加脱敏、市民的权利诉求更加得到社会普遍观念的支持与宽容（在这里还需要用上“宽容”这个词是值得羞愧的）。然而，如今我们所身处的现实实现了这样的社会发育吗？不仅没有，甚至可能更加不支持、更加不宽容了。
2022 年，有多少认真工作、诚实挣钱、努力生活的人们，是承受了时代命运的飞来横祸的？他们都不比“二舅”善良、勤勉、坚韧、拒绝向命运投降吗？但当他们怀抱着同样的勇气与决心，为了他们在存款、贷款、烂尾楼、劳动权利上的权益而努力、而抗争的时候，他们获得的舆论待遇又是怎样的？
有多少昨天为《二舅》感动得稀里哗啦的人们，平日是习惯性对任何抗争维权的勇气冷嘲热讽、心怀敌意、动辄大扣政治帽子的？难道只有逆来顺受才值得赞美吗？难道疼了会吭声就不配为善良了吗？
三十年前能够调动起社会感动的公约数是《活着》；而如果三十年后能够得到共识承认的“良善中国人”仍然是只能参照《活着》的标准，走远一点都不行，那这三十年理应伴随着经济繁荣而出现的社会发育、公民成长、公共观念现代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不要回头看，不要遗憾；从不回头看的人快乐，遗憾是让人沉沦的毒药”——这些是《二舅》作者提供的价值结论与人生建议。我愿意相信作者是善意的，但绝不可否认这样的价值落点极易被转化为“如果生活暴打了你，不要抱怨，不要问责，打好一把烂牌，活着就足够幸福了”。
可能人是可以这样活着，但为什么必须这样活着？为什么我们就只配这种程度的生存哲学、幸福标准？你可以说“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不这样就没办法，不这样就没法活下去，看看《活着》”。
但为何不反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的父辈祖辈已经承受过如此深重的苦难才给予了我们今天的许多权利与尊严，那如果我们的志气仍然只是重复同样的沉默隐忍、逆来顺受，这难道不才是对前人栽树的最大糟蹋、也是对后人命运的极不负责吗？
如果最大跨度的社会共同认可与感动，经年累月却只能投射在极苦、极穷、极弱、极无欲、极收缩、极顺从、极退让的人物与故事上，我认为这样的公共观念空间是非常不健康的。
社会新闻里、社交媒体时间线上的许许多多的人们，并不应该因为他们手脚健全、拥有也许更好的经济条件、试图守护他们的个人利益、并且是旗帜张扬地做这件事情，而因此不那么值得获得“二舅”那样的社会情绪支持。
无欲无求、逆来顺受丝毫不比刚勇地争取自己的权益、捍卫自己的福祉更加高尚，相反往往是后者才能带来更强的正外部性，毕竟守护一人的权利就是守护众人的权利。不需要去精心设计文案台词的视频故事里找，2022 的现实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足够多值得共同感动的素材。
我赞美每一个承担了现实风险却依然发出声音、采取行动的人们，你的努力与抗争在当下或许是为的自己，但最终裨益的依然是我们所有人，哪怕此刻他们当中既有人在支持你也有人在咒骂你。